侯才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九十多年艰辛奋斗、创造和积累所取得的根本性成就。它集中凝结、体现和概括了迄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在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阐述。其中，特别令人瞩目和关注的是：
其一，进一步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报告明确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其二，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地位和重要性。报告首次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写进党的报告。
其三，进一步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报告在分别界定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内含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个主要方面各自内涵的基础上，指出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其四，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实践课题，并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所包含和涉及的若干重要价值。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提及的这三组价值概念中，显然前两组指涉的是共同体即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观，后一组概念指涉的是个体即每个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因此，既包括了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规范，也包括了个体的价值追求和规范，体现了共同体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的统一。
其五，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六，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发，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这些新论断、新阐述，对于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无疑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从现代性的视阈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形式，其实质是“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因此，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到“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这一哲学层面来进行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的确立。
对于“现代性”，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的界定。在笔者看来，所谓“现代性”应是指现代化过程的质的规定性，它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和表征，体现在现代化过程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体现在现代化的道路、制度、模式、观念、行为、态度、条件等各个方面。在有关现代性的世界话语体系中，“欧美现代性”曾一直独居统治地位，被描述为“全球现代性”的代表或主要标志，甚至被直接等同于“全球现代性”。如果确像国外学者很早就主张的，在当代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全球现代性”，那么，现在或许可以说，这种“全球现代性”实际上已经存在和实际具有至少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类型，即“欧美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欧美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性，它曾是在全球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因而也曾是全球现代性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中国现代性”则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在世界上的重新崛起，逐渐生成和新呈现出来的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于“欧美现代性”的现代性。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同时也是当代世界中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标志。这样一来，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和出现，“全球现代性”的概念就具有了一种新的蕴涵，即具有了一般现代性的性质；而“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则有了一般现代性和特殊现代性的区分。由此，既有的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就被重释和改写。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是什么？这直接涉及如何进一步塑造和实现一种合理的中国现代性，也直接涉及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
我个人以为，现代性的基本矛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必须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
首先，就作为现代性本质规定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来考察，必须解决和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们实践的主观态度和关注的重心由客体规定的尺度转移到主体意义的尺度，由对客观对象认知的真理性或科学性的追求转移到对主体存在的价值性的追求。在资本的统治和价值增值规律的作用下，以及在科技和工业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日益充分地提供满足需求的手段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发生质的变异，由对有限的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变为对无限的价值的追求，乃至人们为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所左右，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地位，并由此导致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分裂。
其次，就现代性所体现和面临的文化矛盾考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塑造合理的现代性，必须解决和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就中国文化而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处在古今中外文化矛盾的交汇点上。解决古今中外文化的矛盾，成为中国现代化赖以实现的一种必然形式和契机。这种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底蕴和实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单纯而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然要寻求和借助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而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也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影响。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的中国化这两者就联结、重合在一起，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可以归结为时代性这一核心问题；那么，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的中国化解决的则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可以归结为民族性这一核心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资源的中国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以特殊形态表现出来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不断回答和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过程中形成的，它包含了对这种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实际解答。表现在思想理论上，其主要标志就是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科学发展观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以及批判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包含了“科学发展”与“以人为本”两个基本的维度，具体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因而，在现代性这一视阈中，充分彰显出其对于“中国现代性”塑造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中国现代性”仍在塑造和生成的过程中。它仍将继续面临许多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可以确信，中华民族有智慧、有能力终将胜利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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