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圣林，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大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和EMBA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创始人、执行所长，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摩根大通银行(中国)前行长，他的主要研究包括金融改革与中国银行业战略，金融机构管理，互联网金融，创业金融，跨国经营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
谈到创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技术创新，诸如大家熟悉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而按揭、资产证券化、CDS、二维码支付等属于金融领域的产品创新，第三类则是商业模式创新，如跨境电商，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最后一类是制度创新，像货币、中央银行、股份制公司。当然有些创新是跨类别的，如二维码支付既是产品创新，更是技术创新。而不管是哪类创新，背后往往是技术和技术创新的驱动。
“双创”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呢？“我们需要的金融应该是服务型、大众型和普惠型的，对创新“友好”的，能够赋能于我们的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按照这个标准，这类金融往往不是指二级市场炒作的股权投资（或者说投机），甚至作为我们金融体系主力的银行业也不是“创新友好型”的。而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后期的私募资本、早期的天使投资、VC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以及一级资本市场的融资活动（如IPO）。我们需要更多这些容错能力比较强的金融产品，一些能够承受相对高的风险（和预期收益）的股权性产品。”贲圣林说。
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逐步实施，金融行业也需要“三去一降一补”。金融体系需要去除自身的杠杆、产能和库存，比如通过对僵尸企业的有序破产解决银行业冗余的“库存资产”，而目前银行零售网络的过剩、保险业的百万营销大军都属于产能过剩。“除了金融行业的‘三去’，还有‘一降’，即降低成本，不仅是利息成本，交易成本也要降，否则以目前的成本银行业根本无法服务中小企业“。而需要补的”短板“很多，如金融衍生品，他举例说，中国的场外衍生品交易规模2015年是3000亿人民币多一点，而美国是700多万亿美元；同样，中国的保险业应该是短板，2015年中国保险行业的资产规模为12万亿，是中国的银行业资产规模的6%，是美国保险和养老金资产规模（超过17万亿美元）的10%，同样可以类推的是，我们的债权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等等均有相当多的发展空间。
而贲圣林认为，我们更加需要补的短板是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人民币利率定价标杆（收益率曲线）的形成与广泛使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包括金融文化的建设。提到文化，贲圣林认为目前的金融文化存在某种扭曲性，似乎认为只要不是违法都是好的。但是金融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公共性和普惠性，不能在市场导向下失去方向。“在我多年的金融实务经历中，很多人说金融行业是“嫌贫爱富的，是雨天收伞、晴天送伞的。但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如此，这和我们的金融过去走上了（过度）证券化、短期化、高频化、交易化的道路有关。和我们所选择的产品不合适也有关（如初创型企业并不适合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和我们有些“金融创新”偏离实体经济需求有关。现在我们需要铭记金融的初心，只有通过技术创新驱动、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普惠大众的金融创新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和未来方向。”
科技创新需要正确的金融产品、金融生态和金融文化和金融制度，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民族复兴之路也需要处理好金融和实业、金融与科技的关系。目前以科技驱动的互联网金融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而中国特别是杭州正处于这股浪潮的顶端。“互联网金融本身特点符合了刚才所说降低成本的要求，普惠性、社会性、公共性、商业性兼顾。它能服务社会和个人相对健康的需求，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服务我们社会的福祉。总体来讲，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有‘耐心和良心’的金融和资本。”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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