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习近平领导风格分析

作者：刘志伟

刘志伟，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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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上任三年以来，已经展现出的鲜明领导风格，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普遍赞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就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高度评价：习近平是一个很沉稳、很内敛、很大气、很庄重的一个人，而且视野很开阔，看问题非常透彻、非常深刻。但是有一条，他从来不会炫耀他自己的才华与见识。同时，他认为：习近平在其整个从政过程中，人们没看过他有一句牢骚或者一个不满，他将是一个曼德拉级别的政治人物。

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风格是领导者在领导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习惯化领导方式。所谓“习惯化领导方式”，即这是一种在领导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长期而稳定起作用，且具有较强个性化色彩的领导方式。习惯化领导方式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领导行为主体在长期个人经历和领导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与每个领导行为主体的工作环境、自身经历和性格特征有着密切联系，也是与其他领导行为主体有所区别的领导行为特征。

《管子·霸言》说：“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风格，不仅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升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水平，也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全面认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治国蓝图，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思维方式：习近平领导风格的内在基本特征

一个领导者的思维方式，这是决定其领导行为方式和特点的最基本原因，也是构成其领导风格最根本的内在要素。从习近平总书记长期领导活动实践分析，其领导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辨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中有着鲜明的辩证思维特征，在坚持辨证思维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辨证思维强调“两点论“，要求分析问题必须全面、防止片面，解决问题一定要统筹兼顾；同时，辨证思维也强调“重点论”，要求分析问题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面，要分清轻重缓急，解决问题切不可胡子眉毛一把抓，要找准突破口，要抓住牛鼻子。总之，辩证思维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又是两点中的重点。这一特征，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体现得十分鲜明而深刻。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法方面，既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更强调“顶层设计”；在改革的重点任务方面，既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权力掌控方面，既强调权力下放、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更强调权力集中、强化改革的有效控制和形成合力；在改革的实施节奏方面，既强调确保维护稳定，更强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改革。

（二）历史思维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历史思维，这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发展规律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的一种科学思维观念和方法。掌握历史思维，有利于人们从在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中，正确地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和创造未来；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到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从而懂得尊重历史实际，正确认识历史进程的客观背景，既要看到事件的偶然性也要看到历史的必然性；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从而更加深刻把握社会历史演进的连续性，既关注社会发展的突变又承认社会进程的渐变，既强调社会变革又重视历史继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6月25日进行的第七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把学习党史、国史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2013年6月26日，新华网《习近平在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同时，他还突出强调社会发展变革与社会历史继承的统一关系，深刻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思维特征，实际上，这也是他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所一贯坚持和强调的，2011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讲话时，就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引自2011年9月1日，新华网《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并讲话》。]

（三）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理性思考方式。概括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进行认识并得出初步判断的层次；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解决办法的层次；三是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性衡量，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四是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思维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从而能够通过建构或改革法律制度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不久，在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会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 引自2013年1月23日，新华网《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关注和热切期待，明确提出了加强法治建设的新要求，表明了党中央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和强烈信心。2014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四）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关系事物长远的、全局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战略思维是决定方向性的问题，是社会发展的远程选择与宏观谋划，旨在谋求长远生存与整体利益。战略思维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每一个强大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都是战略成功的产物，世界上每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也都依赖于战略选择的支撑。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名言，简明而深刻地道出了战略思维的两个本质属性，即战略思维的长远性与全局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论述中，多次强调向前展望、超前思维和提前谋局，多次强调上下联动、综合施策，多次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些论述都深刻体现了其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言简意赅、精辟深刻，构成有机统一整体，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每一个“全面”都有其重大战略意义，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战略思维的深刻反映。

（五）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强调凡事必须认真评估决策处事的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从而做到处变不惊、守住最后防线，同时，力争最好的结果。《礼记·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有备无患、遇事不慌。这是古人对底线思维高度凝练的概括。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面临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只有做到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准备”，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从而牢牢把握战胜困难与挑战、赢得最终胜利的主动权，这就是底线思维的辩证法，这也是底线思维的科学性。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深刻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一重要论述，在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引起广泛共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诸多民生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源、环境、生态压力迫在眉睫。直面困难，迎接挑战，既需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也需要有管控风险、防守底线的思维方法。

（六）群众思维

群众思维，即想问题办事情要以群众为念，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切实维护发展群众利益，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体现群众意见的一种思维方式。群众思维，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站在群众立场想事，从群众利益角度办事，要在感情上亲近群众，只有对群众真正有了感情，才会了解群众、亲近群众，也只有把群众真正当作亲人，才会知道群众想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治国理政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群众思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搞革命、搞建设的优良传统和胜利法宝。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大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与实践活动”，大力开展以群众思维为根本出发点的“反对干部‘四风’”和以群众思维为基本落脚点的“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等各项活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深入大江南北，深入生产一线，深入群众之中，出行轻车简从，无论到哪里考察，都坚持不封路，尽量不扰民，用一个又一个实际行动展现了亲民、爱民、为民的深厚情怀。他常说，“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引自2012年12月25日，新华社《“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道：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尽显非同寻常的亲民一面”，美国《洛杉矶时报》则认为：“习近平一直在强调群众路线，他起到了带头作用。不光自己在亲民，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这样做。”2015年10月26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时，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并提，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从而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群众思维在发展问题上的深刻体现。

言语特色：习近平领导风格的主要外在表现

领导风格既有着深刻的内化要素，又有着必然的外在表现方式和途径。领导风格的外在表现方式和途径，有领导人的行为举止、容貌表情、言语表达，乃至衣帽服饰等多个方面。以行为举止为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太行山深处与村民炕头话家常，在甘肃养老餐厅为古稀老人端饭菜，在四川地震帐篷亲吻幼儿，在海南村寨头戴黎族斗笠，在湖南湘西手握农妇称呼大姐，在北京街店排队品尝庆丰包子，在北国边陲踏雪看望哨所官兵......这一系列行为举止，深刻显示了亲民、爱民、为民百姓情怀，深刻显示了质朴、笃定、亲和的领导风格。本文着重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言语表达，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言语表达上展示出扑面而来的清新之风，“打铁还需自身硬”、“苍蝇老虎一起打”、“抓铁留痕，踏石留印“、“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鲜活语言，不仅为国人熟知传播，也引起海外好评热议，充分显示了其鲜明的领导风格。其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言语表达，早在2005年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就曾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善言语表达：“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人民日报》，2005年5月30日第10版。]第三，言语表达是领导干部动员、组织和激励民众的基本方法，言语表达能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荀子·大略》指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第四，言语表达是领导风格最直接、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古人说：言如其人。每一个领导干部的言语表达，都是其知识积累、思想水平、工作历练、人生感悟的直接反映，正所谓“言为心声”。同时，每一个领导干部以其不同时间、不同场所、不同主题的言语表达，传播政务信息、演绎执政理念、改善公共关系、塑造领导形象，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听其言、观其行，进而察其人品、评其气质、品其能力，逐步形成对每一个领导干部德行、思想、素质、能力的客观认识和基本评价。

（一）简洁

简洁是领导干部言语表达的基本要求。简洁，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言语表达的突出风格。例如，在宣示我国处理周边外交事务的原则立场时，他简洁地表达为“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在表达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追求与奋斗理想时，他简洁地概括为“中国梦”等等。同时，简洁也是他对领导干部言语表达的一贯要求。2010年，他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讲话中，就曾严肃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讲话“长空假”，指出：“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群众形容说，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的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他还进一步将领导干部的言语表达提升到文风高度：“文风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 《学习时报》，2010年5月17日第1版。]

（二）明确

明确，这是领导干部思维清晰的直接体现；明确，也是有利于下级、部属严格执行、有效落实的基本保障。明确，更是习近平总书记言语表达的突出风格。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谈到领导干部的品行问题，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干事’，更要‘干净’”；[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256页。]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为民办实事，先要想办事，还要能办事、办成事”；[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246页。]谈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明确指出：“‘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 [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87页。]谈到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和执政素质问题，明确指出：要“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84页。]

（三）通俗

通俗，这是领导干部善于言语表达的重要表现。任何一个领导干部的言语表达，要想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赢得社会广泛认同拥护，取得理想沟通效果，就必须做到通俗易懂。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演讲《实践论》时，为了说明掌握知识，必须亲身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道理，他将深奥的哲学道理，寓于日常生活事例中，说道：“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以通俗易懂、幽默生动的言语娓娓道来，引得在场的教员、学员和旁听的警卫员、炊事员发出了阵阵会心欢笑。在言语表达的通俗易懂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表现得十分鲜明而突出。2013年4月12日考察海南期间，他在谈到评价社会发展评价问题时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3年11月29日考察山东期间，他在谈到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时指出：“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等等。2002年至2007年他在浙江担任主要领导人期间，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以平等语气与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交流，以浅显易懂方式讲述人民关切的问题，群众说这是“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四）硬朗

硬朗，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言语表达的鲜明风格，也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个性特征。自信，是其言语表达硬朗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一。所谓“自信”，它是人对自身力量发自内心的一种确信，是深信自己一定能够实现所追求的目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的征程上，我们党有着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始终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国家有着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2013年3月24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他充满自信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坚定，是其言语表达硬朗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二。坚定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应有品格，也是一个卓越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2009年2月1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拉美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他斩钉截铁地谴责那些对中国说三道四的西方政客：“有些吃饱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勇于担当，是其言语表达硬朗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三。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敢负责、干工作”、“不怕得罪人”，把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勇于担当精神，作为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是否真正具有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内容。以身作则，是其言语表达硬朗风格的重要表现之四。2012年11月15日上午，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刚刚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明确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4-5页。]

成因分析：习近平领导风格的主要形成原因

领导风格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种领导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既有领导干部自身生理秉赋、性格特质等先天性因素，更有领导干部自身家风传承、学校教育、工作历练、人生感悟、时代影响、文化浸润等后天性因素。综合分析习近平总书记领导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后天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践历练
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生道路，有三个阶段的实践历练对其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童年时期的家庭变故。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被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种种莫须有罪名，被立案审查、撤销职务、赶出中南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这场家庭变故发生时，习近平刚刚9岁，巨大的政治阴影和社会压力，始终伴随其整个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因而对其承受命运打击、忍受精神折磨的心智强化和性格形成，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恰如中国古语所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无伟男”。二是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艰苦锻炼。1969年初至1975年，习近平从一个年龄不满16岁的少年娃娃开始，到经济十分落后、生活十分艰苦的陕北地区插队落户，在一个黄土高原中的小乡村——梁家河大队，一干就是7个年头。在乡亲们眼中，习近平是个吃苦耐劳、干活不惜力的“好后生”。艰苦生活的磨砺、艰苦劳动的锻炼，极大强化了他对国情、民情的深刻认知，极大增强了他对普通百姓的深厚感情，他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讲话贴近人民、奋斗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正是来源于他饱尝艰辛的特殊成长经历。多年深耕基层、踏实亲民的艰苦锻炼，也使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大老百姓中赢得了“平民书记”的高度赞誉，他曾情深意长地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 2012年12月24日，中国网，《新华社披露习近平工作生活与家庭情况:家风质朴》。]三是成年以后的工作历练。1973年，作为知青到陕北农村插队的习近平，走上了其从政生涯第一个“领导工作”岗位，担任了延川县梁家河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40多年来，他从陕西到北京，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从西部贫困地区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从东部欠发达地方到沿海发达地区，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经历遍及村、县、市（地）、省（直辖市）和中央党政军主要岗位，历经16次重大工作调整，先后担任过三个省市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治理地区的人口累计多大1.5亿，从而为其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领导工作方法的摸索和领导工作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二）父辈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风格的形成，也得益于父辈的培养与教育。他出身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成为其品格德性、精神风范和性格特质的重要滋养和基本来源之一。这一方面，尤其是其父亲习仲勋的影响更是重大而深刻。习仲勋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调中央工作以后，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1978年担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以后，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以后，相继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为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为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贯彻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1987年初胡耀邦去职后不久，一天，习仲勋正在中南海散步，突然对身边的《人民日报》原社长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 《长江日报》，2012年6月21日，第16版。]1990年代，已是耄耋之年的习仲勋还语重心长地说：“近平，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对干部有毛病有错误，要先跟他打招呼让他改，要是他还是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评教育要从严，但要给人出路。”[ 2013年11月9日，中国网，作者：刘晓燕，标题：《改革开放30年先驱祭之习仲勋》。]习仲勋一生的卓越贡献，为习近平成长树立了崇高的政治榜样；习仲勋一生的道德风范，成为习近平品格塑的人生楷模；习仲勋一生的殷殷教诲，成为习近平从政道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坦诚地说：对自己一生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2012年12月24日，中国网，《新华社披露习近平工作生活与家庭情况:家风质朴》。]

（三）文化浸润

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和传承下来，被深深植根于民族心中，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社会阶层都被共同信奉和认同，都必然顽强地在其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文化从广义方面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狭义方面讲，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各种典章制度等等。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璀璨文化,为人类文明历史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古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贡献了众多泽及人类、深刻改变世界面貌的发明创造，这些都成为任何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获得领导风格、政治智慧、道德滋养、人格魅力的重要精神来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2004年3月他曾明确指出：“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为此，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37页。 ]中国古代众多领导人心系百姓的政治品格，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生楷模，也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各级干部的从政经典，2004年1月他曾教育干部：“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了心无百姓莫为‘官’。”[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26页。]中国古代众多治国理政的领导方略，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智慧的重要来源。他多次引用《韩非子·显学篇》中的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历练与成长。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协和万邦”,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强调亲仁善邻，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这些闪光思想和历史精华，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指导思想和外交战略政策的主要依据，他始终强调要继承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周边外交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四）时势造就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领导风格形成原因问题上，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始终认为是时势造就和决定了领导风格。首先，时势决定领导人所承担的使命。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总是面临某些它所处时代必须解决的主要课题，这就构成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只有那些深刻地把握了他们生活于其中那个社会时代主题的领导人，进而领导民众、改造社会、推进历史，这样的领导人才能被称之为那个时代的领袖和伟人。其次，时势决定领导人所依靠的力量。领导人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都必须拥有领导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依靠力量。其三，时势决定领导人所运用的方法。任何一个领导活动，领导人明确了需要实现的历史使命，明确了需要依靠的社会力量，那么，如何运用与之相匹配的最合适方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引导其能够动员的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肩负的历史使命，更加完满地解决时代赋予的主要课题，这也就成为每个领导人必然面临的基本问题。
在领导风格形成原因问题上，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始终认为是时势造就和决定了领导风格；我们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在认为领导人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坚持认为领导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意义上，卓越的领导人能够创造时势，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从而有力地影响和创造时势、有效地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首先，卓越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不仅在时代主题已经呈现之时，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迷雾，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民众，改造社会，推进历史发展和进步。同时，他们也可能在时代主题初露端倪之时，甚至还可能在时代主题未萌之前，就能够认识和把握时代历史发展的趋向，正确认识和预测时代主题，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民众，改造社会，推进历史发展和进步。其次，卓越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赢得来自现时代已经存在的社会依靠力量巨大支持和拥护，广泛动员和带领最大多数社会民众，进行有利于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而且能够培育和壮大现时代的社会依靠力量，不断将潜在的社会依靠力量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依靠力量，动员和带领最大多数社会民众，推进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从而获得更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其三，卓越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现时代已经存在的方法，而且能够发现和运用现时代潜在的方法，有些更加卓越的领导人甚至能够创造发明现时代不曾存在的崭新方法，最大限度地引导其所能够动员的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更加完满地解决时代赋予的主要课题。

在把握时代主题、明确历史使命方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关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生态和国防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尤其是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我们党和国家多年倡导和推进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等“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不仅使得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方针既高度注重“硬实力”建设，也高度重视注重“软实力”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宏伟蓝图及时回应了时代发展的召唤、回应了社会历史的需要、回应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时，又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宏伟气魄、宽阔视野和历史责任感。在动员社会力量、赢得人民支持方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与实践活动，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严厉反腐和从严治党，另一方面提出了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宗旨的“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从而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共识，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和拥护。在正确认识和运用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方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既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又强调“顶层设计”，既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强调权力下放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又强调权力集中和强化改革的有效控制和形成合力，既强调确保维护稳定、又强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改革，从而有效掌控和推进实施了许多重大社会改革，实现了大力推进社会全面改革的同时，确保了社会稳定。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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