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对外友协理事等。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地区政策、国土规划、资源与环境政策、城市发展、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房地产税、住宅政策等。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思想禁锢，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亿万国人终于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的内耗和内斗的时代，可以理直气壮地“讨生活”而不必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回首来时路，世人公认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自那以后，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在数量庞大的低成本而又守纪律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等其他要素成本、较强的引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能力、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全力竞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的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也从1978年的1.8%，提高到了2012年的11.5%。经过30多年的奋斗，我们从一个普遍贫穷的国度起步，已经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3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贪腐现象遏制不力，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到政府的身上，那么大体上就可以归结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的“闲不住的手”掌握了太多太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不仅造成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也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导致腐败活动的制度性蔓延。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一些领域，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过度扩张，包揽了许多本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与事务；而在另一些领域，一些本应由政府负责提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却出现“真空地带”。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公权力的缺乏监督和制约，必然地导致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失衡。因此，要使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步入正轨，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必要的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此专设一章，强调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决定方向明确、覆盖全面、措施具体、力度空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的三中全会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中国快速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时代。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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