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部发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十三五”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有如一场接力赛，而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十三五”，无疑是决胜的关键局。当然，“十三五”意义决不止于此，否则便称不上新征程。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也就意味着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其表现不止是人均收入状况的改善，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在旧貌换新颜，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要是放回到三十年前，谁能想到今天会有如此繁荣和幸福的景象？不光外国人对“中国奇迹”叹为观止，即使身在其中亲身经历，也恍若隔世。没有巨大的合力，是产生不了这么大变化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第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怎么才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它的动力源（泉）何在，有没有新变化？旧的发展方式还能持续多久，在不断地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新的发展方式有没有培植起来？这些都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是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就万事大吉，从此高枕无忧，可以一劳永逸地持续下去。第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都不比没有发展的时候问题少，只能说彼时有彼时的问题，此时有此时的问题，而且问题也升格了。
其次，人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意味着经济总量接近或达到世界第一，规模空前，极其壮观。一个新的、更年轻的全球增长极俨然已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用“与日俱增”四个字来形容。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宣称“中国世纪”已经到来。这是一种新的世界格局，中国该如何适应新形势、新角色，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譬如，现在要预测大宗产品的世界行情，就不能不关注中国经济走势。这就是世界影响力。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所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蕴含着结构性要求，最终要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头上，不能用平均数、总量来充数，这就是“全面建成”四个字的份量。结构性指标有很多项，反映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地区关系、脑体关系、投资和消费关系等，不一而足，其中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结构，它是所有其他结构特征的根本体现和最终反映。人均指标或总量指标并不反映结构特征，即便人均和总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仍然不能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得考虑绝大多数人是否达标。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三步走”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事业就失败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它的寓意所在。如果说“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主要是解决先富问题，那么，第三步就得考虑共富问题，这一步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前两步，需要有新的理念，不能沿用过去的老套路。
二
避免两极分化，一直都是发展的紧箍咒。因为两极分化就无法保持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最后就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而难以自拔。譬如很多产油国在工业化阶段强势崛起，眼看它起高楼，也眼看它楼塌了，有如过山车一般。由于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关系，发展的同时，纷争即起、内乱不止，一直走在内战和崩溃的边缘。
但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发展过程本身又会不断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显然，这是一对矛盾。而过去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是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是两极分化。很显然，先富是在共富之前迈出的第一步，不突破“大锅饭”的清规戒律，不迈出第一步，何谈共富？所以，邓小平同志鼓励干部群众要敢于闯、敢于试，要杀开一条血路，并几次以安徽“傻子瓜子”为例，反复强调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拉开收入分差距，最后只能共同向贫困看齐。正因为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度集中的收入分配结构才得以缓解、转化，逐渐得以改变，这是收入分配结构向善趋好的表现。
二是只顾两头不问中间，夸大事实真相。“两极分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极易将人们带到阴沟里去，而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不管两极如何分化，两极总是少数，中间层才是大多数，以少数来代表大多数，只会夸大事实真相。更何况，两极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要以中间层为支撑。不难想象两极分化是从哪里来的，正是中间层的不断分流、分化才最终导致两极分化、加剧两极分化。正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两极也是不断地从中间层分化出来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为中间层分化，这不仅因为中间层占大多数、是整个社会的“压舱石”，还因为中间层重心的移位、移向直接决定了两极的走势。
总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赖于中间层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中间层收入分配结构改善能够极大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层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使得后续发展保持强劲的动力，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上一个台阶。
三
我们知道，“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突出强调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来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的藩篱，抓大放小，从各个方面予以重点培养、重点扶植、给予优惠和补贴。这部分的生产潜力现在已经充分释放出来了，才有今天的小康社会。再往后，靠什么新的增长动力才能再上一个台阶呢？
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扩大中间层。中间层的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决定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展的势头，直接关系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和走向。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动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也只有着眼和着力于扩大中间层，才能有后续强劲的发展势头，否则难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要有开放的理念。开放是发展的内在属性，没有开放交流而在封闭体系中自搞一套，很难有大的作为，也很难发展。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都是为了突破人为的各种限制和障碍，达到充分交流、交换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如今，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既是讲发展，同时也是开放。
其次要有创新的理念。对于后进国家来说，最好的发展方式无疑是模仿，不仅进入的门槛低、风险也低，而且见效很快，能够扬长避短，迅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如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主要靠规模、物耗、能耗取胜。当体量做大之后，越往后就越会受到诸如资源、用工、环境等诸多方面掣肘，改造和淘汰旧的发展方式势所必然。由于此时发展水平已经跟上，有条件也有能力对发展方式进行升级换代——能够取代模仿、注入新的活力因素的无疑是创新，因为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一味地追加要素投入。可见，创新是必由之路。
那么，为什么又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呢？为什么不是少数人创新而是多数人创新，难道就因为互联网技术改变了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其实，外因变化永远只是条件，内因变化才是根本。答案要从如何改善中间层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进一步提升发展动力上找。
创新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动力。中间层对于收入波动最为敏感，因而表现为双向的选择行为。如果对大众创新有利就会有更多的（相对无限的）参与者，出现万众创业的势头。反过来，如果对大众创新不利，就会有很多人放弃，无形当中丧失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潜力。正负反差有着倍加的乘数效应，收入分配结构整体向善，无疑会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会起到逆向的反激励作用，一部分人甚至会自暴自弃、自甘沉沦。
第四是协调的理念。协调是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计划本身就是最大的协调，计划（协调）不好则是最大的浪费。但是，计划协调得再好，仍然非常有限，多了就管不好，也管不了。因此，计划协调总会留有死角、盲区。尤为致命的弱点在于，计划的定价机制很不健全，无法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供求状况和利害（益）关系。所以，计划最终让位给市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关涉不可分割的公共品时，市场会失灵和失效；在关涉总量、结构和系统性风险时，也不能靠“试错”来纠偏，否则代价太大，无异于敞开大门拥抱危机。为此，必须要有政府干预来对付不设防的市场。可见，尽管过去和现在都强调发展的协调性，但协调的手段、格局明显有了质的改变。以往很多不协调、难协调的关系，现在都交予市场；而市场协调不了或不可能协调的，则由政府来协调。
发展讲求协调，兼顾各方面协调一致，不能单打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结果得不偿失——发展空间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最后还得全面协调、整体推进，否则便会制造新的紧张空气。有人讲，“最好”的从来都是“一”而不是“多”，才能体现出最优性，如果可选择的余地很小，也就没有了可选择性，谈何最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就其概念自身的内涵来说，还是就它的阶段性任务来说，都需要协调收入分配关系，避免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
这就跟共享或共富一样持有同样的理念，不是要除两端留中间，而是千方百计地培植壮大中间层。前者是在做减法，最后变成孤家寡人；后者是在做加法，最后是百川汇海。虽然都是为了消除两极分化，但途径不同、方式不同，效果自然是渐行渐远，结果就是两重天。
第五是绿色、生态、环保的理念。这些都是发展起来之后的新理念，也是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原始状态肯定不会有工业污染，不存在资源枯竭、环境承载代谢能力脆弱等问题。发展起来之后，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接踵而来，也应接不暇。问题在于，为什么过去可以容忍而且能够容忍，现在越来越不能容忍，甚至变得忍无可忍了呢？
除了污染变本加厉、资源和环境形势严峻之外，恐怕与发展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主体角色转换密切相关。如果还是少数人说了算，就会把环境、生态、健康的代价转移转嫁给大多数人，多数人还是无处发声，沉默的还是大多数，生态问题仍会视而不见。可是，要是换作多数人说了算试试，局面恐怕就会逆转，对污染采取“零容忍”态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的代价无法转移或转嫁出去，最终损害的还是大多数，这个时候生命的价值与产值孰轻孰重就有了真正的比量。我们注意到，现在是两条底线不能突破，一是发展底线（就业底线），二是生态底线，二者是并行的上下限，这中间才是发展的空间，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生存的空间。过去这两个空间是不重合的，现在开始重合了，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是少数人说了算，现在话语权越来越转移到了中间多数人手中。其中，互联网普及只是个诱因，发展方式变革才是根本。
来源：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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