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芳,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新民主 主义革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和毛 泽东思想的教学和研究。
近些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广大中共党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大家关注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研究中都有了推进。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很大进展。研究者在坚持对国内主要矛盾和近代中国革命作深入分析，讲清党创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细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的研究。如国内学者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刘宋斌、姚金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马连儒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黄修荣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充分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整理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史料，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作了新的解读，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把中共创建放在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全局下，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尽管作者在研究中没有摆脱国外对中共建党认识中存在的外因决定论的窠臼，过分强调外因的作用，忽视内因的作用，但作者不囿成见、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重视挖掘史料、缜密考证的功夫值得借鉴。此外，新世纪以来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少文章颇有新意。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使人们对党建立的历史的认识更加客观，对建党中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如对建党前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党史界把“问题与主义”之争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近年来研究者重新审视，认为这一定性并不准确。罗志田认为争论双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在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甚至是互补的。参见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侯且岸认为所谓“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共识大于分歧，他们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参见侯且岸：《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社会主义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近些年来有了新的评价。如胡绳认为张、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参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43页。
尽管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有一些有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早期传播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哪些理论？他们是怎样理解和运用于建党和指导中国革命的？马林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了解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为什么在中共一大上没有贯彻？中国共产党到底是1920年还是1921年建立的？中共一大的闭幕时间究竟是哪一天？湖南、山东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什么时候、怎样成立的？四川重庆、天津、南京在中共一大前有没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等等。
二、对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评价
对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方式，党史界多是作肯定的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中共之所以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从组织上必须服从的因素外，还因为“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国共合作，“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低落的工人运动中走出来，在广阔的革命天地中锻炼和发展自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也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共同的革命利益，它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种合作方式应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一些学者也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实行“党内合作”在当时是实现国共合作唯一的形式，具有不可选择性。“党内合作”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它是中国革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符合实际的选择，已取得相当的成功，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参见陈元九：《“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0卷第6期。
上世纪80年代亦出现对“党内合作”的否定评价。90年代中期以后，否定的评价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形式是单方面地服从孙中山需要的产物；是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俄利益的产物；是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忽视共产党的产物；是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的。这种方式虽有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妨碍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参见陶用舒：《“党内合作”新论》，《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筹划的国共“党内合作”，无疑是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异化出来的一种怪胎，是俄共(布)为其本国利益与国民党建立联盟而派生出来的附属品。“党内合作”完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极其被动和难以自主的境地，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必然失败的因子。参见贾立臣、贾立军：《重新认识俄共（布）筹划国共“党内合作”的动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0卷第1期。也有的学者认为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与帮助国民党改组，遵守国民党纪律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中共既然确立了以国民党为中心来推动国民革命的政策，就应该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民党组织力的工作，而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又势必成为约束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绳索。而共产党的发展与统一战线的巩固，又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在国民党内发展我们的组织、争取领导权，是我们接受党内合作的基本策略，但这一策略，对于团结同盟者来说又是很不策略的。共产党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统一战线走向瓦解、分裂的过程，二者难以兼得。这种合作形式，使中共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亦即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几乎变得完全不可能。参见黄爱军：《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并不是共产党当时唯一的选择，也有以党外联合的形式结成民主联合战线的可能性。马林最初征求孙中山意见时，孙是坚持党内合作的，但在他被陈炯明驱逐出广州，逃难到上海的困难情况下，如共产党提出党外合作，孙中山也是可能接受的。参见姚金果：《“党内合作”再讨论》，《俄共秘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党内合作”？笔者认为从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看，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合作方式，但恐怕是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合作的结果对两党都曾产生过积极的意义。两党都得到了发展，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大大推进了。但是这种方式本身确实存在弊端，使共产党很难处理好与同盟者的关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况且既是一种策略，就有一定的时空范围，从合作之日起就决定了一定有分离之时。重要的是根据形势发展和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时决断是继续合作还是退出。对于幼年的共产党来说，要准确地拿捏国共关系分合的火候，是力所不能及的。尤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制约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党在处理国共关系上进退失据的主要原因。
三、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和标志
这是在革命道路研究中至今仍争论较大的问题。大致有六种看法：（一）1928年形成说，以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为标志。（二）1930年1月形成说，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标志。（三）1930年10月形成说，以第一次反“围剿”中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为标志。（四）1930至1931年下半年第三次反“围剿”后形成说。1931年9月，《红旗周报》发表评论，提出把拥护苏维埃的红军当作第一等任务去做，把红军和根据地斗争放在第一位，农村中心思想在党内确立起来。（五）1936年形成说，标志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六）1938—1939年形成说，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标志。
为什么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时间问题上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对具备哪些内容意味着道路形成的看法不同。1928年形成说认为有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就是开辟出了革命新道路。1930年1月形成说认为解决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核心问题，就可以说是形成了。而1936年、1938—1939年形成说则认为只解决以农村为中心还不够，还必须解决革命长期性问题。（二）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否有农村中心思想认识不一致。持否定看法的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进行过修改，原文没有农村中心思想。持肯定看法的认为，即便原文也是有农村中心思想的。（三）如何看毛泽东1930年5—10月的实践。不同意1930年1月形成说的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央基本一致，他不仅赞同立三路线，而且积极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持1930年1月形成说的则认为毛泽东在组织上确实一度服从、接受和执行了立三路线，但在思想上对打大城市并不赞成，在实践中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笔者赞同1930年1月初步形成说。判断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有没有农村中心思想，一要看这封信是为什么写的。这封信开宗明义，就是批评林彪为代表的党内普遍存在的主张流动游击，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城市中心思想。毛泽东说：“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二要看肯定的是什么。毛泽东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三要看当时怎么认识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毛泽东认为“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集》第2卷，一山图书供应1976年版，第128、129页。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实际上解决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问题，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四、关于遵义会议研究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为党史上重大历史转折的标志之一，在组织上结束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对这一点党史界并无疑义。但对遵义会议的组织变动情况，在认识和表述上是有不同的。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7页。。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认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但是因为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发现会议中组织变动的文献，人们对此次中共领导大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1982年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现，使人们得以了解组织变动的具体内容，即：“（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页。这份手稿经陈云认定是他在长征途中写的传达手稿，故收入书中时改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也有学者考证，从手稿的内容看，应当是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提纲。2001年公布的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则明确说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使用的化名。。这两份文献是迄今为止仅有的关于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档案史料。由于是会议的参加者在会后不久记述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来自同一个人相隔时间不长的说法不同的两份文件，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随着这些文献的挖掘，学者们对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就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至少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1．认为史平的报告进一步印证了党作出的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陈群：《关于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2．认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3．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4．认为“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始于遵义会议而成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佟静：《论张闻天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5．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第341页。
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内容和会后中央领导层的变动看，说新的中央以毛泽东为首显然不是事实，说确立了领导地位也不准确。如果说这时就确立了，何来长征途中会理会议林彪给中央写信，要撤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以彭德怀代之的风波，以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争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挑战？又何来1937年12月会议王明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及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批评和否定？更何来193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的指示和毛泽东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的评价？
笔者认为，组织变动的事实是清楚的，问题在于怎样理解和认识会议的组织变动？当时为什么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若把这一变动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可能会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
问题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问题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对遵义会议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毛泽东坚决推辞。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聂荣臻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杨尚昆更具体地谈道：“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是张闻天也推辞了。杨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程中原整理《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当时由谁来接替博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会上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接替博古的人选，且国民党追剿军已到遵义附近，会议必须马上结束，因此不得不留待会后解决。
问题三：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为什么推举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接替博古负总责？
一则材料是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中，回忆当时变换领导人的情况时说：“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另一则材料是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运动时写的笔记中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第80、81页。杨尚昆在回忆中也说：“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程中原整理《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上述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结合两位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张闻天1943年写整风笔记时，处在被批判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断不敢无中生有。周恩来是在1972年说的，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难免会抬高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从遵义会议时的历史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看，没有立即推举毛泽东，或许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一些领导人改变看法、重新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历史过程。而请洛甫代替博古做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顺理成章：一是洛甫当时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他在遵义扩大会议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实现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得到常委们的认可。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完成的组织变动，应当实事求是地表述为：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政治局任常委；撤销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形成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在决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符合实际的。
五、关于长征中的“密电”问题
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是党史界争论多年的老问题。因其涉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和红军发生分裂的责任，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张国焘究竟有没有给陈昌浩拍发危害中央的电报？由于至今没有找到电报原文，故说法不一。范硕的《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参见《中华儿女》2003年第11期。一文，查阅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有关档案文献，访问了许多重要当事人和知情人，引用了大量的回忆材料，详细叙述了“密电”事件，说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甚至“武力解决”的密电是存在的，即便现在找不到，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针对范硕的文章，朱玉、王年一发表《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请教范硕同志》参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批驳了范文缺乏充分的档案材料作依据，而主要依据个人回忆材料的做法。朱、王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但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二）查阅中共中央有关张国焘错误问题的历史文献和中央批驳张国焘反对一、三军北上的言论，均未指出张国焘有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三）直接负责发报、收报的电台工作人员均否认见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四）当时的电报有严格的密级，若载有危害中央内容的电报一定是绝密，并且由收电者本人译，其他人即便收到了这封电报也无法译出。据此，作者认为“武力解决”的“密电”是不存在的。
笔者认为，从朱玉、王年一文章考证情况看，可以说明不存在写有“武力解决”内容的密电。但9月9日张国焘是否发出过一封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内容的电报，尚待进一步考证。因为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说道：“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页。当时张国焘是在场的，他并没有否认。从这个史料看，中央被迫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与看到叶剑英拿来的电报有直接关系。
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西路军问题是党史上的疑难问题。为什么这支从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经受千锤百炼、三过雪山草地都没被拖垮的队伍，会遭到这样大的失败？党内和学者们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仍持1937年4月延安会议的结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它的一切行动都在中央领导下，与张国焘无关。它的失败是中央指挥失误，包括：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多变，且超出西路军承受限度；中央战略指导上的失误，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安排，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时机完全丧失；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凉（州)地区和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中央对西路军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路军失败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董汉河2007年发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参见《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认为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包括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等。
笔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与西路军失败相关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一）客观条件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马家军反共坚决，战斗力强；西路军刚结束长征未及休整，218万人中有相当部分是非战斗人员，且武器弹药奇缺；河西走廊地形不利、天气寒冷、物资匮乏，不利于红军作战；民族矛盾尖锐，历史上共产党在此地区没有影响，群众基础差。（二）党中央在对西路军的指导上存在失误。中央对河西的情况了解很少，没有看到红军在河西难以生存；没有及时终止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行动，而是指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在高台战斗失利、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没有坚决果断地命令西路军东返。（三）张国焘的影响。经历了第一次北上途中的斗争，在第二次北上时张国焘确有四方面军单独开展局面的想法，主张四方面军单独走河西，打通国际联系，接受援助，因此要快过河、多过河，对中央攻取宁夏，必须首先击退南面追敌胡宗南部的部署执行不积极。在红军西渡和征战河西走廊的决策和初期行动上，张是直接指挥者。他低估了敌人，夸大了有利条件。（四）西路军领导方面的问题。对马家军的反动性和战斗实力估计不足，有严重的轻敌思想；对河西走廊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薄弱的群众基础也估计不足；对接取共产国际、苏联援助的困难估计不足，过于乐观。（五）共产国际、苏联的援助存在问题。西安事变后，苏联为了以蒋介石为主促进国共合作，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愿意再大规模地援助红军。而西路军始终对取得国际援助心存幻想，在十分困难甚至危机的情况下仍在坚持。共产国际、苏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及西路军领导的决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七、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和评价
对延安整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定性为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肯定延安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延安整风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教条主义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对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622页。
不过，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延安整风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萌生；抢救运动伤害了大批同志，后果严重，开了错误开展党内斗争的先河；整风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也造成了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忽视，等等。
笔者认为，中央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来开展整风运动的，其宗旨是整顿三风，重点在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全党思想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上来。批教条主义当然会涉及到人，但决不是把人批倒批臭为目的。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应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有人用“权力斗争说”来解读那段历史，是偏颇的。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非常显著，把建国后出现的一些错误归结到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
对抢救运动和延安整风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两件事。把抢救运动从延安整风中摘出来，目的是说明延安整风是正确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的一部分，思想整顿后必然要组织清理。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失误，其危害巨大。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八、关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由于苏联保存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解密和译成中文出版，新世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总的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及其功过的评价趋于客观。
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中，共产国际、苏共和陈独秀右倾错误与大革命失败关系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杨奎松、唐宝林等撰写多篇文章，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了系统的梳理，对指导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述，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参见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姚金果、苏杭、杨云若等充分运用新史料，对以往研究中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问题作了阐述，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错误的结论给以修正。参见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姚金果、苏杭对以往研究较少的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作了全面考察，认为笼统地说苏联和共产国际不重视中共的军事工作是不对的。他们对中共军事工作有一个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并从多方面给予了指导。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关心中共的军事工作。在这方面指导中的重大失误，给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参见姚金果、苏杭：《读解中国大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0页。
以往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上，且几乎都是否定的。近年来的研究在内容上大大拓展了，涉及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三大起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及军事指导，与中共组织的重建，与中共六大，与土地所有权及富农问题，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富田事变，与西路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等等。近年来的研究在对共产国际的作用评价上较为客观全面，既指出其指导中的严重错误，也把它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正确的方面作了肯定。如蒋国海认为，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参见蒋国海：《论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汤涛考察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的重建，既肯定其提供了巨大帮助，有效地加速了中共组织重建的进程，又指出其在指导中有颇多谬误之处，使中共在自身建设上走了许多弯路，遭受了重大损失。参见汤涛：《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曹力铁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高度重视中共创建自己的军队，在军队建设上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相互矛盾的指示。参见曹力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盖军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演变作了系统考察，指出中共六大决议规定土地公有是错误的，其来源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但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也是共产国际作出的，是正确的决策。参见盖军：《中共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实行公有的错误及纠正与共产国际》，《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1期。
研究中有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交锋。如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关系上，以往是把共产国际放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对立面，认为它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近年来新史料的面世，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即它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导方面有一个从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的转变过程。但对何时完成这个转变有不同看法。关于中共六大革命道路的指导，有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放弃城市中心，主张农村中心。参见张喜德：《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9期。有的则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虽然再次肯定了红军和根据地，但并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无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报告，还是六大代表的发言，都还是主张城市中心的。六大后，中央在工作指导上也是以城市为中心部署的。参见刘晶芳：《再探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
二战后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有了较深入的研究。沈志华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论证了中国内战对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影响。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薛衔天、刘成元对苏联进军东北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述了中共经营东北的战略和苏联的东北安全战略、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辽沈战役与苏联关系等问题。参见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是党史界长期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1994年，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登载了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一文，公布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就中共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应采取何种策略问题的往来函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薛衔天认为斯大林在函电中虽然没有劝阻解放军渡江，但“划江而治”的风源来自斯大林，其目的是“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给国民党政府制造幻想”参见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不过，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参见〔韩〕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
九、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
自1988年于光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革命论和社会论两部分内容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备受关注。个别学者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持否定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有人编造出来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并提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所论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步骤和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可或缺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造和长期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毫无关系，是性质根本不同和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参见李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能成立》，《探索》2008年第4期；黄爱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值得商榷》，《探索》2010年第5期。多数学者对这个理论是肯定的。20多年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公开出版的主要成果有于光远著述、韩钢铨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艰辛开拓》，鲁振祥著《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王占阳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王桧林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刘晶芳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等。此外还有郑国瑞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论纲》、陈娟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吴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放弃的理论探源》等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题目的硕博论文20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更是数量众多。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来源、国情依据、形成发展、基本内容、理论的运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放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终结原因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这个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为什么会在建国后不久即放弃了？
学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放弃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放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前结束，是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实践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的合力。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性和发展生产力、改变这种落后性的极端艰难性，是导致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根本原因；对恢复时期增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过高估计和对农村贫富分化及劳资矛盾过于严重的估计，是导致新民主主义嬗变的重要因素；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需要，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过早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直接原因；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各国的衰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兴盛，是影响毛泽东作出新选择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不完善及对马克思主义若干重要理论观点片面理解，是导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放弃的深层次原因。参见林蕴晖：《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再思考》，《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2期；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高民、陈福卫、唐桂莲：《试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必然性》，《前沿》2004年第11期；邢和明：《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兼论两种社会模式的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蒋积伟：《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新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罗平汉：《也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及其原因》，《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刘晶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原因》，《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建国理论的变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是建国后放弃的。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就开始由新民主主义自觉地转向新社会主义，在建国前后形成了新社会主义理论，并以其为指导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国家。参见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尚有不少问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如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哪些著作，接受了哪些观点？怎样理解、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在实践中创造新理论的？党对中国资产阶级是何时认识清楚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是策略还是战略，抑或二者兼有？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是否有具备理论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如没有，根据地的建设和新中国的建立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以上九个问题，是笔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教学和研究中感到比较重要的问题，由于存在不少分歧与争议，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定论，有赖于学者的进一步努力和对档案的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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